完善上海公共托育服務體系對策建議
2019-09-09 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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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對于延緩老齡化進程,完善人口結構,促進社會和諧以及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后,關于全面二孩的直接配套政策不斷修訂實施,但間接政策一直處于起步和滯后狀態,在諸多的間接配套政策中,托育服務成為目前落實全面二孩政策的一個重要關注點。

(一) 二孩政策亟需托育服務提供配套政策

根據國家衛計委2015年的生育意愿調查結果,經濟負擔、太費精力和無人看護而不愿生第二個子女3個因素分別占74.5%61.1%60.5%。說明照料壓力、女性職業發展以及追求生活質量等因素對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的約束性增強。201612月,全國婦聯聯合北京師范大學發布了《實施全面兩孩對家庭教育的影響》調查報告,顯示53.3%的一孩家庭沒有生育二孩的意愿,調查發現教育、醫療、衛生和生活環境4項公共服務資源狀況,是影響二孩決策的重要因素。

(二)新生代父母在職業和子女看護間存在矛盾

目前托育需求的主體是“80后”“90后”的新生代父母,這代父母在新的教育政策、社會文化影響下,在追求更高生活質量的同時,面臨更大的職業競爭和生活壓力,需要在職業和家庭間做出適當平衡。不同于以往的傳統觀念,新生代父母尤其是母親在生產完后,多數不愿全職在家照顧子女,更傾向于選擇返回職場,因此產生子女照看問題。2015年上海市婦兒工委調查,67.5%的上海戶籍03歲兒童有入托需求,201611月上海市婦聯開展了一項針對上海戶籍03歲嬰幼兒托管需求的微信調查, 88.15%的家庭需要嬰幼兒托管服務,73%的父母希望把托管點放在小區內。這充分說明幼童托育成為新生代父母的剛需,但目前的供給相較于巨大的需求幾乎處于空白狀態。

(三)嬰幼兒看護的傳統方式被迫改變

目前我國80%的嬰幼兒由祖輩參與照護,祖父母在照護子女方面分擔了父母上班的較大壓力。隨著二胎政策的實施,祖父母的年齡不斷增加,照護子女的能力會逐步下降,不能承受照護幼童的重擔。在此情形下,父母要繼續保持職業狀態,必然要在隔代照護外尋找新的替代途徑。

(四)高質量的照護有利于幼兒將來學習和技能的獲得

眾多研究表明兒童早期良好的教育和照護是學習認知和非認知技能的重要基礎。兒童將來的學習和發展權益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照護質量。因此,通過托育服務的供給可使所有兒童在早期接受高質量照護,從而提升兒童發展潛力,增強未來勞動力市場的人力資本。


二、上海公共托育服務的基礎與建設成效

2015年,上海在托育服務體系構建方面進行了嘗試,形成一定的供給規模,管理體制不斷理順,托育模型不斷明確,政策指導性文件為進一步推動上海托育服務體系的完善提供了政策支撐。已有的公共托育機構在建設、運營管理、運營模式、管理標準方面積累了大量先期經驗,為全面推進公共托育服務體系建設提供了良好基礎和經驗借鑒。

(一)幼兒托育的管理體制不斷完善

托育機構的管理不斷理順,上海市政府統一推進托育服務的供給,市教委是托育機構的主要分管部門,發改委、公安、消防、民政、財政、人社、稅務等多個部門聯合參與對托育機構設置標準、托育隊伍的培訓和保障、安全防護、衛生保健等方面的管理,在托育機構的準入、日常管理、監督和托育人員隊伍建設方面形成了較好的聯動機制。市、區和街鎮相關部門均參與公共托育機構的建設。

(二)供給力度呈現加速趨勢

托育服務的供給規模不斷擴大。截至2016年底,上海有集體辦和企業事業單位辦的獨立法人托兒所39個。在收納容量方面,截至201512月底,上海市托育機構(含幼兒園托班)招收的幼兒近2萬名。自2017年起,上海通過市政府事實項目不斷擴大公共托育機構供給,其中2017年和2018年完成建設的社區幼兒托管點累計達到45個,2019年將新增50個托育點。截至2019年初,提供各類托育服務的托班數達到930個,較2018年增加200多個。伴隨政府投入的不斷加大,公共托育服務的供給規模還將不斷擴大。

(三)多主體參與供給的格局基本形成

遵循“政府引導、家庭為主和多方參與”的總體思路,托育服務供給的方式應堅持多元化方向,已有的托育服務供給政府、企事業單位均有參與。政府主要通過“公建民營”方式負責機構的選址和建設成本,引入社會力量負責機構的運營管理。企事業單位利用自身資源解決場所選址問題,并負責承擔前期的硬件及軟件建設成本,其中攜程親子園和中國商飛云錦托育園是企業參與的典型代表。在供給方式方面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均不同程度的參與,但各主體的參與力度存在差異。由于目前公共托育服務尚處于起步階段,政府在擴大公共托育服務供給中的作用突出,社會化的機構和企事業單位的參與力度有待進一步加大。

(四)托育機構管理標準不斷健全

托班由于36歲兒童入園需求的加大受到擠壓,教育系統內的托班尤其是公立幼兒園的托班基本取消,僅有部分社會化教育機構提供幼托服務。政府相關部門對3歲及以上的兒童的教育管理機制較為健全,但對幼托的管理由于管理體制不順暢一直處于缺位狀態。上海市教委作為牽頭單位,從2003年開始針對托幼園、民辦早期教育機構陸續出臺了若干政策。對托幼園、民辦早期教育服務機構、學前兒童看護點的規章制度,對后續出臺全市統一的托育機構標準提供了政策參考。

1   市教委對幼托園、早教和托育出臺的相關政策

文號

文件名稱

頒發部門

對托育體系構建的啟示

滬教委基〔200362

《上海市托幼園所辦學等級標準(試行)》的通知

市教委、市衛生局

等級標準由基礎性標準和發展性要求兩部分組成,其中基礎性標準中的辦園(所)條件和衛生保健工作對托育機構建設的借鑒較大

滬教委基〔200480

關于本市深化學前教育辦學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

市教委

引入社會資源和依托市場機制形成公辦和民辦共同健康發展、正規和非正規形式相結合的發展格局。培養高質量的學前教育專業咨詢、評估、服務支持體系,形成高效能的專業支持隊伍

滬教委基〔200625

《上海市民辦早期教育服務機構管理規定》的通知

市教委、市衛生局、市民政局

民辦早期教養服務機構的房屋、設施設備條件;

在有兒童活動的現場,指導人員與兒童的比例參照(衛婦[80]8號)中日托比例的要求是1:45.隨著兒童年齡增大,比例可適當放寬至1:8

對機構負責人和工作人員具有相應的學歷和工作經歷要求

滬教委青〔201140

《上海市郊區學前兒童看護點安全管理工作基本要求》

市教委等5個部門

對設施、設備安全要求進行了詳細規定;

對看護點工作人員的基本條件做出規定

滬教委基〔201827

《上海市3歲以下幼兒托育機構設置標準(試行)》

市教委等16個部門

明確了各類主體舉辦托育服務的準入條件,并在建筑設計、安全防護、衛生保健、管理監督和從業人員方面做出可操作性規定

滬府辦規〔201812

《上海市3歲以下幼兒托育機構管理暫行辦法》

市政府辦公廳

對各相關部門的職責邊界進行明確界定,構建機構從準入到退出的全過程中的核心要素

滬府發〔201819

《關于促進和加強本市3歲以下幼兒托育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

市政府

對推動本市幼兒托育服務健康可持續發展進行頂層設計

(五)以“公建民營”為主流的托育模式基本形成

已有的托育機構運行模式主要包括“公建民營”“自建自營”“引入第三方運營”3種方式,其中“公建民營”是主流模式。政府通過購買服務方式引入專業的社會力量參與運營管理,社會力量根據一定的標準進行管理,并接受政府的監督。目前市級相關部門對符合運營管理資質的社會化機構通過申報、評審等一系列程序后形成社區幼兒托管點實事項目承接運營組織合格主體推薦目錄。與我國臺灣和國外托育服務的管理模式相同,“公建民營”是公共托育服務供給的主要管理模式,該模式提供了一個標準化的推動供給和主體參與模式,為將來托育服務的發展模式提供了重要借鑒。

三、上海公共托育服務體系存在的問題和挑戰

目前,上海幼兒托育服務仍處于初步供給階段,缺乏統一的托育服務規劃體系,存在供給主體分散化、供給規模小、需求難以滿足,市場化力量薄弱,監管標準缺乏等問題,整個托育服務體系尚處于不完善階段,存在諸多問題和挑戰。

(一)公共托育服務運行機制不健全

1.缺乏市場力量的參與。目前市場化的各類早教中心和機構林林總總,但絕大部分僅提供各類培訓、輔導、晚托、暑托、寒托等服務,無法提供真正意義上的幼兒“日托”服務。嚴格意義上的托育機構主要是幼兒園托班和通過市政府“實事項目”建設的社區幼兒托管點,以及部分企業單位建立的內部托管中心,部分企業以內部員工福利形式參與了托育服務供給。但真正以托育服務供給作為核心經營管理業務的市場化力量仍處于空白階段,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化托育服務供給較為缺乏。

2.政府對托育服務的定價相對滯后。托育服務的成本一般包含建設成本、運營成本和監督管理成本,目前由于托育機構存在公辦和企事業單位辦兩種方式, 建設成本分別由財政和單位承擔,運營成本的主要由服務收費補償。在享受托育服務的需求者方面,成本分擔主要通過每月承擔3000元及以下的托管費方式體現。筆者對國外的成本負擔方式進行梳理后認為,各國對托育服務的提供分為免費享受和補貼兩種制度。但兩種制度設計都體現了成本負擔的差異化趨勢。各個地區間的財政方面投入并非均衡,需求者享受費免費時間和補貼額度因幼兒對象不同和家庭經濟狀況不同會有所差異。目前上海的托育發展正處于起步階段,家庭托管費采取統一的標準會使部分家庭因經濟狀況無法承受而難以享受這一公共服務,從而會損害作為公共托育服務體系的公平性準則。

(二)托育服務市場發展不成熟

1.公共托育服務的市場主體參與不足。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托育服務供給還處于待激發階段,當前社會對市場化的各種早教類投入意愿較高,但托育服務尚處于起步階段,缺乏成熟的建設、管理和運營模式,且受制于政策影響等因素,進入托育服務領域存在諸多障礙。已投入運營的公共托育機構對政府的財政補貼依賴度較高,自我運營和可持續發展的能力有待提升。

2.部分家庭對托育服務的信任度較低。家長對托育機構付費的意愿認可度較高,愿意負擔托育費用,但卻存在意愿付費水平較低的窘境。相關調研顯示超過80%的家庭僅愿意支付低于3000元的托育費用。上述數據背后是部分家庭對托育服務的信任度較低,導致對托育服務的購買意愿較低,部分是受到政府對社區幼兒托管點收費標準引導的影響。在沒有政府補貼及其他資金來源的背景下,付費水平較低在一定程度上會抑制社會化和市場化供給主體的參與積極性,也不利于形成多層次的托育服務供給體系。

3.第三方社會組織專業性有待提升。由于幼兒托育尚處于發展的初始階段,缺乏必要的市場培育基礎,社會組織機構缺乏實踐經驗,服務人員實踐經驗也不足。社會組織的專業性包含針對幼兒托育機構管理的專業性和社會組織中幼兒托育服務人員的專業性兩個方面。社會組織對具有一定規模的托育機構運營管理缺乏經驗導致專業性不足。服務人員由于基本是從保姆、家政行業轉到托育機構,由原先一對一的服務需要改變到一對多的服務,由于年齡較高,學歷層次相對較低,幼兒教育和發展的規律知識欠缺,使得社會組織中托育服務人員的專業性相對較低。

(三)托育機構服務人員隊伍年齡老化、數量短缺和專業程度低

公共托育服務體系的建立,資金投入是保障,硬件設施是基礎,服務人員是實現托育服務有效供給的“最后一公里”,是保障托育服務質量的重要因素。目前托育機構的服務人員存在隊伍短缺,專業性低和職業培訓制度不健全問題。

1.保育員隊伍年齡老化問題嚴重。托育機構服務人員主要由來自家政領域的保育員、持有幼兒教師資格證的幼教專業畢業生構成。專業化的托育服務供給尚處于起步階段,但伴隨公共和社會化組織供給的擴大,勢必短期內對托育服務人員形成巨大需求。當前具有良好技能和經驗的家政人員規模已不能滿足市場需求。伴隨供給規模的逐步擴大,服務人員隊伍短缺的問題將非常嚴峻。

2.托育機構服務人員的專業性有待提升。托育機構的保育員由于主要是由家政服務隊伍轉制而來,雖然長期從事家政服務經驗豐富,但存在年齡偏大,學歷較低的問題。保育員的從業人員一般為非本市戶籍,年齡普遍在4050歲,學歷層次為初中或高中。保育員在幼兒發展中扮演著照顧者、教育者等多種角色,對幼兒的身心健康、行為習慣以及個性、情感等方面均產生著深刻影響。但服務人員的學歷能力、專業知識難以保障和提高托育服務的質量。

3.保育員隊伍的常規化培訓不充分。保育員隊伍整體缺乏常規培訓,長效化的職業培訓制度也較欠缺。雖然市婦聯對社區幼兒托管點的保育員隊伍制定了嚴格的培訓計劃,婦聯對保育員隊伍每年都按規定的課時量培訓,強制執行。但這部分保育員占全市從事幼兒照護人員比例較低,難以從整體上彌補常規化培訓的缺失。應充分利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實施的“春潮行動”[1],并采取多部門聯合參與方式加大對保育員隊伍的培訓。保育員職業資格證書是經過培訓并參加考試合格者由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統一頒發國家職業資格證書。從保育員資格規定看,國家鼓勵年輕人參與,但現實是年齡較大的參與比較多。

(四)公共托育服務供給能力嚴重不足

1.財政可提供的托育服務遠不能滿足需求。本市戶籍幼兒的托管需求量較大,但供給規模育十分有限的現實與未來需求還會繼續擴大之間產生了強烈矛盾。截至2016年年底,上海各類企事業單位建立的托育機構共收納了約2萬名嬰兒,這與全市幾十萬的潛在需求形成巨大反差。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本市戶籍生育人數預期會有一定增長,屆時每年的需求會增加一定規模。托育服務作為公共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也面臨向非戶籍人口開放的可能,非戶籍人口龐大的托育需求,總體供給能力不足的問題將更加突出。

2.托育服務場地的供給存在“合規困境”。當前大部分托育機構主要是在現有的空間和建筑中尋找適合開辦托育機構的場所,由于建筑時間不同,城區和郊區的規劃存在差異,使得托育機構的選址存在諸多困難,難以找到符合托育機構建設標準的空間。由于空間存在差異,部分托育機構有大片的室外空間,而有的托育機構只能在室內進行活動。此外,由于受現有資源條件限制,導致部分托育機構的建筑老舊。托育機構的硬件設施水平客觀上存在參差不齊的現狀,受制于現實條件不利于托育機構將來新功能的拓展。

四、完善上海公共托育服務體系的對策建議

面對未來上海托育服務需求的“井噴式”發展趨勢,圍繞建立完善的公共托育服務體系,以市場化、多元參與、成本共擔、服務專業化為重點,推進公共托與服務體系的不斷完善。

(一)由點到面,逐步推動形成多層次的服務供給網絡

1.大力推進公辦托育機構的建設。市場化力量參與托育服務供給的“窗口期”尚未來臨。托育事業尚處于起步階段,市場化培育基礎還比較薄弱,因此在前期需要政府作為先導力量推動公共服務的供給,并通過提供一種成熟的運作管理模式,打造政策和市場環境逐步引導社會和市場化力量參與。政府相關部門要形成合力,市教委、市婦聯和市總工會等部門要分別積極推進幼兒園托班、社區幼托點和職工親子中心等,并將工會目前階段式服務拓展到全日制日托中來,首先形成一批公共托育機構,起到社會宣傳和引領作用。

2.鼓勵機關、企事業單位建立幼托服務機構。首先加強對托育的宣傳,提升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的參與意識。針對單位建立托育機構制定相關的支持鼓勵政策。鼓勵機關和事業單位建立托育機構,為其提供前期的硬件建設指導,保障硬件設施質量,通過建立全市統一的《托育服務承接運營組織合格主體推薦目錄》,為機關事業單位推薦合適的運營承擔組織。企業是市場化的參與主體,鼓勵企業建立托育服務機構,在做好政策支持和運營保障的基礎上,還要適時出臺補貼政策和稅收優惠制度,以增強企業參與的積極性。

3.大力培育從事幼兒托育服務的專業性社會組織。國外經驗表明,托育服務的具體供給和托育機構的管理需要引入市場機制,依靠專業機構和中介組織。上海應放寬行業準入,引導各種社會資本和資源進入托育服務業,培育從事幼兒托育服務的專業性社會組織,形成良好的市場發展環境。一是探索多種經營性質的托育服務機構。允許和推動“公辦民營”“民辦公助”“民辦民營”“公民合營”等形式的組織的共同發展,以市場化、產業化方式推動專業性社會力量的參與。二是培育商益共存的企業模式。鼓勵既有市場規模又有社會責任意識的企業從事托育服務事業,形成專業化和規模化的托育服務機構。三是加強社會組織贏利能力。通過提升對現有社會組織的能力建設,允許其合理贏利、監管其盈余分配,提升社會組織的自我“造血”功能。

4.引導當前市場化的各類早教機構轉制進入日托服務領域。當前部分早教機構處于政策灰色地帶,早教和托班均有經營,可引導當前市場上各類早教機構轉入日托服務領域,這有利于彌補公共托育服務機構難以在短期內滿足巨大需求的重要缺口,還可將這些機構納入政府的監督范圍。當前市場上各類早教中心主要有培訓類、早教類和托班等類型,具有晚托、寒托和暑托功能的機構可讓其轉制進入幼兒日托領域,由于這類機構具備一定硬件和管理基礎,轉入日托領域的難度較低,容易轉換管理模式。此舉措可有力推動一部分市場化供給,充實供給力量。

(二)建立規范統一的成本分擔機制

1.建立合適的托育機構補貼支持政策。基本公共服務補貼一般存在“補需方”和“補供方”兩種方式,由于幼兒托育的需求群體差異和需求規模較大,筆者認為幼兒托育服務的補貼更適宜采用“補供方”。補貼方式通常有“定比例補貼”和“定額補貼”等方式,由于機構硬件成本、規模、招生規模等因素的影響,機構建設和運營成本存在客觀差距,因此必然要采用差異化的補貼策略。可探索建立針對不同幼兒托育機構的定比例補貼和差異定額補貼機制,補貼政策還可與監管政策聯合使用,在客觀、專業的基礎上,根據對相關服務供給主體的考核結果實施差異化的定比例和定額補貼制度,發揮補貼制度對供給主體的獎懲作用。

2.建立托育服務的資金投入機制。政府的資金投入方面,建議以項目管理方式設置專項資金,將托育服務資金納入市、區兩級政府的財政預算,形成穩定的長效投入機制。除財政專項資金常態化投入外還要爭取市、區福利彩票公益金[2]的支持,爭取福利彩票公益金的一定比例用于發展低收入家庭的托育服務事業。社會資本投入方面,引導和鼓勵企業、公益慈善組織及其他社會力量加大投入,形成公益性資金來源。

3. 探索建立以家庭收入為基礎的差異化補貼政策。當前的托育服務收費雖未執行統一標準,但存在每月3000元的最高支付標準。根據國外實踐經驗,托育補貼作為一項福利政策針對不同群體的補貼標準存在一定差異,補貼標準的高低主要是家庭年收入。這項政策的實施首先需要建立家庭收入的調查系統,短時間內還難以建立,目前可實行統一的標準化政策,待信息平臺建立后,逐步實行差異化的補貼政策。

(三)健全精細化的監督管理體系

健全的監管體系不僅有利于提高服務的質量,而且有利于提高系統的透明度,確保需求家庭可以做出準確托育選擇。

1.制定幼兒托管機構的分類管理辦法。分類管理的前提是對托育機構性質進行分類,將已有的和將來新進入的托育機構劃分為“公建民營”“民營公助”“民辦民營”“公民和營”。根據托育機構不同的性質制定分類管理辦法,明確對各類性質托育機構的管理方式、管理介入程度、監管重點。建議由市婦聯、市教委、市人社局、市民政局和社會兒童福利行業協會共同制定《本市幼兒托育服務機構和服務人員考核標準》《幼兒托育服務機構分類分級管理辦法》,在準入制度、運營制度方面統一標準,根據不同性質確定相應的準入、退出和監管辦法。

2.構建信息化的托育服務質量監管系統。相關部門應建立一套完整的監管系統,加強對托育機構的工作檢查、監督,同時建立社會評價機制,及時反饋至相關托育機構。可嘗試建立通報和表彰制度,對教養質量高,服務態度好,有良好社會信譽度的各類托育機構和個人予以表揚和鼓勵。對不遵守相關制度,教養服務質量低下,社會信譽差的機構,加強指導、監督,進行公示。建立一套準入和退出機制,實現托育機構供給主體有進有出,始終保持較高的服務質量和水平。

3.加強托育機構全過程、信息化的監管和處置體系。有效的監督管理可以使托育服務供給的一線員工知曉自身的缺陷,從而幫助員工改善工作表現,通過員工質量監督以確定服務人員的學習需求,從而提供有針對化的培訓。托育服務機構和專業性社會組織要實現進入有門檻、過程有問責、清退有出路的順暢機制。根據OECD國家的經驗,幼兒早期教育和照護的監督管理一般由第三方的專業機構執行,政府通過服務購買方式實現。在監督管理體系中,政府應建立對第三方監督管理機構的準入、監督管理流程。同時加強對監督實施人員的工作方法和技能進行專業化培訓,確保監督質量的合法性、科學性。

(四)塑造專業化的幼托保育員隊伍

針對當前的托育師生比的規定,可適當增加靈活性。托育機構可根據幼兒年齡分布,配置適當的保育人員。

1.增設“育嬰”相關專業的學歷教育,拓寬保育員的培養渠道。高質量的托育服務和托育制度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堅持保育員隊伍的職業化方向,可嘗試通過學歷教育加強保育員隊伍培養。全日制大中專院校的“育嬰”及“保育”等相關專業的設立的程序較為復雜,所需時間相對較長。因此,可首先推動上海開放大學等成人學校在大專和本科開設相關專業,并積極探索在全日制高校通過專業院系調整新增開設專業。通過長期實踐培養專業化、高層次的保育員隊伍。短期內繼續以“育嬰師”“保育員”等職業資格渠道加大對保育員隊伍的補充。

2.切實提高保育員隊伍的待遇保障水平,大力吸引年輕人進入保育員隊伍。大力充實年輕人員到保育員隊伍中,不斷優化當前服務人員年齡偏大的問題,加強托育服務人員的梯隊建設。圍繞提高托育員的職業吸引力,提升托育機構服務人員的薪酬待遇,加大對保育員的社會宣傳力度,提升職業榮譽感。使保育職業對年輕人具有一定吸引力,同時注意年輕人進入保育隊伍后的職業發展,給予年輕人職業期望,降低年輕人員的流動概率,提高隊伍的穩定性。

3.強化托育服務人員的崗位技能培訓,突出職業理念的培養。針對托育機構管理人員、服務人員形成規范化、常態化的培訓機制。建立規范的制度,對已在崗的托育服務人員進行定期培訓,形成常態化的培訓機制。對于新進入的托育服務人員強調正規的崗前培訓,加強心理學、教育學等理論基礎學習,強調“耐心、熱心和愛心”的工作態度和職業理念,注重培訓提高實務操作能力。可充分利用是人社部門的職業技能培訓政策和培訓補貼政策,緊密依托相關協會,加強培訓宣傳和培訓管理。

(五)構建完備的政策保障體系

1.建立政府購買服務的準入市場機制。政府在公共托育體系中不能直接承擔服務供給的角色,應更多地體現政府購買專業服務的特征。托育服務的供給、托育機構的運營管理、托育的監督管理均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實現。政府可建立購買服務的準入市場機制和監管機制,將專業化的機構納入托育服務供給中來,并加強監督管理機構的專業化建設,提高監督管理的質量。

2.完善托育服務的價格政策。在托育機構分類的基礎上,制定差異化托育服務收費辦法,區分公辦、營利性和非營利性的托育機構,市場化托育機構應堅持市場調節定價原則,非營利性機構可更多體現政府在價格制定中的作用。另外可結合市區和郊區的托育機構空間布局,制定階梯式的托育服務價格。建立托育服務收費動態調整機制,構建政府購買服務定價與以市場行情價的聯動調整機制。

3.研究制定支持托育服務事業發展的優惠政策。從市政府層面制定出臺托育服務事業發展的土地、稅收和收費補貼政策。當前托育機構建設選址面臨較為嚴重的“場地合規困境”,在社區公共用地規劃中對托育機構用地加以充分考慮傾斜。市場化托育服務的供給需要稅收政策給予支持,充分調動市場化力量供給的積極性。對托育服務給予一定收費補貼,補貼方式可以延續當前的“補供方”方式,未來也可考慮采用向符合條件的“托育券”,實現家庭可持券自由選擇托育服務機構。



[1]2015年人社部對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第4999號建議的答復中提出,在實施的農民工職業技能提升計劃——“春潮行動”,重點對家政服務員、養老護理員培訓是農民工職業技能提升計劃的重要內容。


[2]根據《條例》和《彩票公益金管理辦法》(財綜[2007]83號)等有關政策法規規定,福利彩票公益金是國家通過彩票發行籌集的,專項用于社會服務的呢過社會公益事業的資金,安排使用要符合“扶老、助殘、救孤、濟困、賑災”的發行宗旨,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重點是老年人、兒童社會福利事業。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fvfg/shflhshsw/201005/20100500075247.shtml


作者:劉彩云,華東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上海市公共行政與人力資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高向東,華東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科學發展》雜志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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