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上海深化科創中心建設的思路研究
2019-04-15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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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9年是上海科創中心建設攻堅突破的關鍵年

(一)黨中央將設立科創板試點注冊制的重大任務交給上海,上海迎來重要機遇期

習近平總書記在首屆進博會開幕式主旨演講中,提出要在上海證交所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目前科創板落地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推進,當前制度框架內無法在滬深交易所上市的科技型企業將會大量前往科創板注冊上市,全國各地正在陸續啟動對科創板首批上市企業的篩選工作。科創板將在公司盈利狀況、股權結構要求等方面做出更為妥善的差異化安排,提升資本市場對科創型企業的包容性,為中小科創型企業提供全新的直接融資渠道,有力促進科創型企業借助資本的力量實現快速發展。但目前上海的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在全國省級行政區排名中僅居第5位,新增注冊的創新型企業數量明顯低于北京、深圳等城市,與上海的科技資源優勢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同時,由于科創板試點注冊制,沒有保薦制新股發行審核和證監會監管審核,科技創新企業只需通過注冊并按規定披露相關信息就能上市發行新股,容易出現信息披露虛假或失真的現象。科技型中小企業在獲得更廣闊資本空間的同時,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自律要求也相應提高,科技企業的誠信從外部監督管理為主轉變為企業內在自我約束為主。這將給上海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注入新的活力和新的內涵,加強科創型企業引進、培育、服務和監管創新將成為核心任務。

(二)各全球城市區域搶抓大科學時代契機,創新全球化成為全球城市科創新思路

隨著大科學時代到來,創新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空前活躍,科研資金、技術和研究人員的國際流動日益加快,創新要素全球化配置、創新主體全球化布局、創新活動全球化合作的態勢日益明顯。以英國倫敦、劍橋、牛津組成的全球城市區域和以美國紐約、波士頓、費城為代表的全球城市區域,正在利用高校和科技型企業數量龐大、智力高度密集、創新思想迸發的優勢,大力引進全球頂級大學和研發機構、全球一流的高科技公司、全球頂尖的創新人才,不斷增強全球城市區域強大的創新資源集聚和輻射功能,不斷強化全球創新網絡關鍵節點的地位。放眼全國,多個準全球城市區域正在積極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一輪科技創新中心全國錦標賽已經鳴鑼開賽。首都北京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大背景下,立足豐富的高校院所、創新型企業資源,積極謀篇布局、精心籌劃,形成了推進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頂層設計圖”“組織機構圖”“施工任務圖,構建了戰略布局、組織模式和實施機制,近期正在以三城一區為載體,以重大項目和科學工程為抓手,積極推動網絡安全、空間科學等領域國家實驗室和重大任務在京培育布局。廣東省正在依托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契機,結合獨特的地理位置優勢和開放合作基礎,著力打造具有巨型門戶樞紐和世界級經濟平臺功能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深圳、廣州、武漢、杭州、南京、合肥等城市的創新功能也在快速提升。這將使上海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創中心建設面臨創新資源可能被稀釋的影響。上海亟須大力實施創新全球化戰略,打造與全球城市地位匹配的人才集聚中心、科學策源中心、產業創新中心。

(三)新技術場景應用步伐加快,安全風險漏洞的治理成為新主題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背景下,以人工智能、物聯網、大數據等為代表的新技術應用正如火如荼,上海的應用場景資源豐富,每天都在產生大量數據支撐著新技術的深入應用和開發。隨著智能技術的快速迭代和發展,不僅納米級核心元器件依賴進口、高端制造裝備無法自主生產、工業級芯片受制于人,也帶來了海量數據和數字道德隱私等問題。同時,生命健康等新技術的場景運用帶來了更為復雜的科學倫理和誠信問題。例如,備受爭議的基因編輯嬰兒誕生,引發了對科學家、企業家和投資家科研誠信和倫理的質疑。面對新技術場景應用潛在的安全風險漏洞,傳統的科技治理模式已不能滿足需求,科技治理能力亟須提升。目前,北京、深圳、廣州、杭州、武漢等地都在加緊布局新技術的場景應用研究。融通新技術和場景應用成為下一階段的重要創新活動,越來越多的基礎創新和底層技術成果與應用場景結合,相關科技成果的轉化速度加快。這將給上海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創中心帶來新的方向和新的使命,既要聚焦系統集成技術的研發,也要加強核心零部件技術研發和生產制造,更要加強數字道德隱私的治理,使基礎研究、技術創新、產品制造與場景應用更加緊密結合。

(四)上海科創中心建設進入全面攻堅期,面臨不進則退的局面

在國際環境多變、國內發展迅速的背景下,上海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經過3年的建設期,取得了積極成效。根據《2018上海科技創新中心指數報告》顯示,上海科技成果影響力指數由2015年的183提升至2017年的316.13。在國家重大戰略和世界前沿領域,上海不斷涌現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原創成果,論文、專利等學術成果數量快速增長。但與此同時,隨著各地不斷加大科技創新力度并快速見成效,上海科創中心建設面臨著不進則退的局面。《2018自然指數—科研城市》(Nature Index 2018 Science Cities)中上海位居第7位,較2017年下降2位,北京則連續兩年保持全球第1位,武漢6年來全球排名提升速度快于前20位的城市,廣州超越香港躋身全球第25位。2019年,科技創新將繼續成為中國的年度關鍵詞,國家層面對于科技創新的重視與支持力度會不斷加大,國內各城市陸續將科技創新作為重中之重,形成百舸爭流的局面,上海作為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先行者,要以更強擔當滿足國家提出的更高要求,以逆水行舟用力撐的決心和實際行動,推動上海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建設邁上新的臺階,繼續領跑國內科技創新發展。

二、當前上海科創中心建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科技創新的主體作用須進一步強化

與國內外主要科技創新領先城市相比,上海集聚了大量科研創新資源,但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參與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效用尚須激發。一是缺乏領軍型、引擎型、高能型等創新企業。目前上海科創中心的創新主體仍以體制內的科研院所、國有企業為主,缺乏對科技引擎企業的培育與政策扶持。例如,對比中關村集聚了聯想、百度、中星微電子、博奧生物等一批高科技企業和企業家資源,張江明顯缺乏領軍型企業和企業家,高成長性企業數量也不多。二是創新主體地位尚未有效體現。2017年上海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中企業投入占比62.0%,低于全國78.5%的比例;上海科研機構、高校使用來自企業的研發資金147.86億元,比2016年減少了6.18億元。同時,企業研發投入主要集中于技術研究和應用研究的第二代創新,較少參與和投入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沒有真正發揮科技成果轉化決策主體、投入主體和實施主體的作用。三是高校對科創中心的參與度不深。一方面,高校的研究方向與科創中心整體發展的聯系還不夠緊密,各高校的學科優勢沒有充分發揮,高校間相關學科缺乏上下游對接,另一方面,高校的源頭創新與產業應用缺乏高效的對接機制,產業前沿的技術瓶頸與高校已有的創新成果不能第一時間對接。針對高校的科技服務須進一步加強,宣傳、培訓、激勵、保障等系統性的配套政策須進一步夯實,高校服務科研人員的專業化水平與服務能級有待提升。

(二)創新策源的平臺載體供給須進一步完善

上海科創中心已經建設起支撐科技創新的四梁八柱,但在進一步發揮創新策源能力方面,需要加強平臺載體供給的創新與突破。一是對接國際前沿的國家實驗室和大科學設施群管理體制機制亟須健全。張江國家實驗室的新型運行機制一直處于摸索階段,需要加強與相關部委溝通協調,盡快實現突破性進展。協同大科學設施群管理、集聚全球科研團隊的具體實施計劃有待明確。二是研發與轉化功能型平臺發展機制有待完善。平臺運行管理機制尚須優化,保持平臺的公共性、開放性等相關機制亟待完善,在一些重大需求領域還缺乏相應的平臺布局,平臺與區域優勢、產業特色的融合度還須進一步提升。部分平臺核心服務能力尚未形成,缺乏核心裝備、關鍵設備、高水平團隊等。

(三)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質量和效率須進一步提升

上海已出臺一系列支持科技成果轉化的政策文件,但推進落實中仍存在一些問題,科技創新投入的新陳代謝率較低,科技轉移轉化的全鏈條全環節需要系統提升。一是成果轉移轉化的第三方科技服務體系不成熟。相比紐約、硅谷等城市和地區,上海科技中介服務不夠發達,知識產權保護和管理與國際標準和水平間存在差距,擅長市場化運作的機構數量少。高校、科研院所的知識產權和技術轉移部門人員多為兼職,管理方式多為行政方式,無法執行作價入股評估等專業事項,也很難找到合適的第三方機構。二是專利成果的質量不足以支撐成果轉移轉化。近年來上海專利數量穩步增加,但是專利質量仍須提升,對于新興領域的專利研究須進一步加強。2017年人工智能、無人駕駛、石墨烯等十項新興技術領域的PCT專利申請量,上海均未進入排名前5位。高校的考核標準仍以專利數量為主,導致大量專利與市場、產業實際需求脫節,從根源上注定難以轉移轉化。

(四)符合科技創新規律的體制機制須進一步完善

隨著創新的演化進階,科技管理體制機制和激勵政策等需要加快改革突破,需要進一步優化制度供給,促進創新活力迸發。一是科技管理體制機制不夠靈活高效。與目前國際上探索的長期資助、彈性調整的項目投入和管理模式相比,現行方式不夠靈活,如研究目標的制定與論證限制過多,不利于研究者及時調整研究方式,不利于產出創造性研究成果;過程管理與中期評估機制難以適應前沿研究的高風險性和不確定性特征等,需要加快研究制定更加開放、更具包容性、更注重創新需求側和供給側協同的政策。二是科創人才的培育體系尚不完善。科創人才體系模式存在一定的重引進,輕培養,過于注重引進國內外現成的頂尖人才,沒有充分發掘上海現有科創人才的潛力,沒有形成上海本地科創領軍人才策源效應,缺乏新一代具備戰略眼光的領軍型中青年科研人才。三是創新收益分配制度須進一步完善。目前針對科創人才的激勵制度仍處于探索階段,股權和分紅激勵受到多重限制,手續繁瑣,體制內科研院所和相關機構的收入分配制度嚴格限制了績效獎勵比例,不利于充分調動科創人才進行創新活動的積極性。

(五)協同開放創新的力度須進一步加大

開放是上海推進科技創新的重要優勢,目前在區域合作創新、集聚和配置全球創新資源等方面還存在短板。一是長三角區域協同創新須加快步伐。跨區域重大科研項目攻關機制須進一步健全,共性研發平臺存在的重復建設、同構競爭等問題須加快解決,一些急需落實和開發的資源和服務平臺建設須加快推進,具有影響力的重大項目須加快布局。二是全球頂尖科研力量須進一步集聚。在湯森路透集團評選的2017全球高被引科學家3538人次中,中國入選300人次,其中上海入選25人次(以所屬第一機構為準),僅相當于北京的1/3,也低于香港的入選人次。在決定學科、領域創新發展方向的全球頂尖專家層面,上海還缺少與創新中心地位相匹配的競爭力。三是在科技創新國際交流合作方面有所欠缺。波士頓、舊金山、倫敦、紐約等排名前列的國際創新城市,以及北京、深圳、香港等中國城市的國際科技交流合作都是受到全球科學家普遍認可的優勢項,而上海在開展科技創新國際合作方面的活躍度和便利性方面,與自身全球科創中心的定位還不相匹配。

三、2019年上海科創中心建設的重大舉措建議

2019年,上海科創中心建設必須堅持把上海的發展放在中央對上海發展的戰略定位上、放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放在全國發展的大格局中、放在國家對長三角發展的總體部署中來思考和謀劃,提升創新策源能力、凸顯創新集聚功能、促進創新成果產出、增強創新區域集群,為創新型國家建設作出更大貢獻。

(一)做好科創板的落地工作

一是做好準上市企業的篩選和服務工作。充分篩選細分行業的龍頭企業,尤其是在國內當前制度框架內難以上市的隱形冠軍和擁有核心技術的企業,為企業提供針對性的上市服務。做大做強資本市場中介服務機構,強化市場機構中介責任,培育一批知名的市場中介服務機構,建立起規范的中介服務機構平臺。加強審核科技創新企業容易出現的信息披露虛假或失真現象,淡化行政管制,強化市場監管,明確信息披露規范和失信懲戒機制。

二是推動科創中心和金融中心的雙中心聯動完善金融服務支撐體系,建立知識產權資本化交易制度,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提升知識產權評估能力,加快發展科技保險,通過保險資金支持科技企業和重大科技項目發展。推廣商業銀行科技支行和科技銀行的形式,逐步形成獨立的帶有科技金融性質的專營機構,以放水養魚的理念更多發放長期貸款。

三是吸引國外科技企業并集聚海外風投資本。探索和創新國外科技企業來中國資本市場上市的制度和政策,吸引國外優秀高科技企業在科創板上市融資,拓寬資本市場的深度和廣度。進一步創新完善風投基金退出機制,建立法律法規層面的保障,打通風投基金的退出渠道,吸引集聚更多海外風投資本。消除科創型企業和風投企業間的信息不對稱,加強科技創新企業信用體系建設,搭建各類信息平臺,促進科創型企業和金融機構充分交流信息。

(二)加強基礎科學的規劃布局

一是圍繞光子、生命科學等優勢領域建設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圍繞光子、生命科學、海洋觀測等領域建設一批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結合上海科技創新的優勢領域和實際需求,加快大科學設施的工程管理和技術攻關力度,推動進一步提升技術指標和綜合性能,逐步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群。加快建立大科學設施群開放共享機制,探索開放共享后補助機制、市場化運營與利益分配機制,對包括外資企業在內的社會各方進一步開放共享大科學設施。

二是加快探索牽頭發起大科學計劃的運作模式。借鑒國際經驗,探索建立大科學計劃項目理事會和專家咨詢委員會,探索計劃發起機制、運行決策機制和組織管理機制。深度參與他國以及與多國發起的國際大科學計劃,積極承擔項目任務,在參與過程中學習積累項目運行管理經驗,為今后發起國際大科學計劃做準備。

三是加快自主研發高端實驗室設備、試劑和耗材。梳理現階段高端實驗室設備、試劑和耗材的實際需求與供給情況,排摸過度依賴進口、貨源單一等基本情況,評估具體潛在風險,制定不同場景下的應急預案。鼓勵國內相關生產企業進行技術研發,重視高端實驗室設備、試劑和耗材的自主化與國產化,針對技術水平較低的國內生產企業,通過政策扶持推動企業加強研發,加快國產產品替代,降低中美經貿摩擦等外部不確定性帶來的斷供風險。

(三)推動高科技產業的落地發展

一是設立以國民經濟重大需求為導向的產業技術協同創新專項。聚焦未來智能社會、綠色發展、生命健康等領域的基礎設施、重大裝備和民用產品,選擇上海有優勢或國內空白的產業技術領域,采取一事一議”“靈活多樣的投入機制和管理辦法,設立一批產業技術協同創新專項。例如,地下綜合管廊、氫能利用、燃料電池、煤炭資源清潔利用專項等。

二是以具體產品為目標集中攻克產業尖端技術。瞄準目前基礎產品成熟但缺乏尖端集成產品生產能力的產業,以生產具體產品為目標,集聚相關基礎研究和技術力量,奪取皇冠上最明亮的珍珠,完成尖端產品生產任務,實現全球影響力的快速提升。組織相關技術和配套零部件的企業與科研院所共同攻關,整合發揮各自資源優勢,加強交流合作,以需求拉動源頭創新,提升先進制造業的綜合實力。

三是組織高校直接參與未來產業的攻關計劃。布局組織由高校牽頭相關產業的聚合研究計劃,依托具有學科優勢的學校,建設產業上下游學科的集中研究平臺,凝聚產業相關的高校資源。結合高校的學科特點,明確高校在科創中心建設中的方向與任務,明確高校承擔的具體科創項目,鼓勵高校增設相關專業、課程、實踐活動,提前介入潛在科創人才的培養過程,為科創中心打造人才后備隊伍。

(四)推進創新載體的規劃建設

一是設立戰略性新型研發機構。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選定若干個戰略性新興領域,打造全新的戰略性新型研發機構,匯聚國內外科技創新資源,攻克制約產業發展的關鍵核心技術問題。長期滾動投入充足資金,根據戰略性研究周期長的特點,拉長資金投入持續時間,采取過程導向的考核標準對研發人員進行考核與激勵。

二是繼續籌備國家實驗室。深入研究國家實驗室的運行管理制度,探索中央與地方政府在國家實驗室建設過程中的合作分工機制,探索完善地方政府參與國家實驗室建設管理的體制機制,建立國際通行的國家實驗室管理體制機制,探索專業化的第三方管理機制。

三是爭取研究型大學的體制突破。對標世界一流的高等研究學府,給予研究型大學更多的自主權,在教職工聘用、學生招聘流動、薪資激勵、經費撥付使用等方面取消體制內的限制,將研究型大學打造成為聚焦基礎性、前沿科學技術領域的,具有相對靈活機制、能夠集聚整合全球前沿科研資源的研究載體。

四是爭取更多的國家工程研究中心落滬。主動排摸國家部委和央企在滬研發機構,支持有條件的機構申報國家工程研究中心。

五是探索設立上海市級工程研究中心。參考國家工程研究中心的運行管理模式,依托上海本土具有實力的高校,承擔上海市地方和行業的科研開發及工程化研究任務,促進科研院所與上海本地產業的緊密結合。采取市場化的合作模式與利益分配機制,以合同形式規定任務內容和時限,給予工程研究中心研發人員更大的自主權,積極開展國外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與創新。

(五)深化體制機制的改革創新

一是改革市級專項的立項評審機制。引入企業、行業等社會力量參與市級專項的立項與評審環節,擴大立項意見的采集范圍,傾聽更多來自一線科研人員的前沿建議。增加專項評審環節的社會參與和結果公開,加強市級專項的過程管理,提升市級專項的專業性與權威性。

二是增強對科技創新活動的包容性。對科技創新領域的先行先試給予足夠的包容,營造容忍失敗的社會氛圍,鼓勵大膽創新,通過立法等方式明確豁免條例,消除科技創新領域先行先試的后顧之憂。對不同規模的科技創新企業給予普惠性的支持政策,強調對企業科技創新活動的同等重視,營造公平的良好創新生態。對不同層次的科技創新人才實行針對性的激勵政策,不拘泥于人才的學歷與資質,以實際貢獻為評價標準,根據不同層次人才的實際需求進行精準獎勵。

三是促進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和外資三資聯動進一步發揮國有資本對科技創新的導向推動作用,探索更靈活高效的國有資本管理運行模式,按照市場規律運作的投資方式,擴大國有資本對科技創新的投入規模,加大投資高新技術產業鏈。充分調動民營資本參與科技創新,進一步放開民營資本的市場準入,拓寬民間資本的投資領域、投資渠道和投資方式,鼓勵和引導民營資本參與世界級產業集群建設。積極利用外國資本提升科技創新活力,出臺細化的配套措施,加大對外資研發中心的支持力度,擴大外商投資準入范圍,鼓勵外資投向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

(六)加強科技創新領域的開放合作

一是促成長三角聯合申請和承接國家重大科研項目和攻關項目。聯合新建若干具有創新示范和帶動作用的區域性創新平臺,聚焦長三角科技和產業發展優勢領域,推動共建若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國家研究實驗基地、科技基礎數據中心等。提升長三角科學儀器設備共享網絡的服務能級,根據長三角的科學研究需求,提升科學儀器的設施水平,構建創新要素的網絡化對接平臺,形成區域創新服務鏈。

二是舉辦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科技交流活動。建設大型科技展覽中心,依托浦東新國際博覽中心,爭取承辦或聯合主辦世界級的科技活動。舉辦重大國家科學會議與論壇,繼續辦好滴水湖論壇浦江創新論壇等國際論壇。

三是鼓勵企業引進海外頂尖科技研發人才。給予企業人才簽證手續簡化、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等優惠便利政策,加強相關政策的培訓和宣傳,為企業和科研人員提供專門的政策指導與服務,鼓勵企業與海外頂尖人才開展聯合技術研發,提升企業的科技創新競爭力。鼓勵企業探索創新合作模式,鼓勵以市場化合作方式引進世界前沿技術和頂尖團隊,避免中美經貿摩擦等外部因素對企業引進技術的影響。

 

作者:錢智,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改革處處長。史曉琛,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改革處副處長。本文參與撰寫人員有:宋琰、黃佳金、許鑫、樊曉杰。

來源:《科學發展》雜志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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